2017财富管理市场报告 保险资管当牢记保险姓保

虽然我们不能以诗人的浪漫情怀作为例证,但也反映出了诗人所代表的一种权利观,即在生命与自由之间,爱情与自由之间,自由是高于一切的。

[60] 第一和第二个命题表达了拉兹所说的权威的服务观念，即权威是行为人与正当理由之间的媒介，权威的主要功能是判断并宣布什么是根据正当理由应该做的行为标准。拉兹否认存在菲尼斯所谓的普遍的、先定的善。

换言之，实践理性既是人类善存（well-being）的基本方面，也关系到对人的善存的所有其他基本方面的参与，所以实践理性为实现其它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结构。相反，拉兹认为一个社会所珍视的善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拉兹关于善依赖于社会形式的观点，显然更符合多元社会的特征。但是，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被人们忽视的行为理由类型。所谓权威就是指在特定时期，为了特定的共同体，某个特定的人、团体或群体可以做权威能做之事，即通过创设排他性的行为理由，影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因此，Q与R不是同一位阶的竞争理由，而是针对R并否定或排除P的理由。比如，沃尔夫只承认一阶理由和根据实践原则P1而行动。菲尼斯提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基本善的清单，实践理性不但能够识别这些基本善，而且依据其性质致力于实现这些基本善。

[27]比如在决定汽车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时，不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但菲尼斯指出，这一理论只能说明部分法律的产生及其正当化理由。但是忠诚不是基本善，是否忠诚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同样，服从的道德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对其社会正在进行的合作实践的忠诚。

[46]对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的反思会清晰地呈现出这一推理结构。第二，理性的态度还要求人们尽可能地做出符合理性原则的实践判断。

第五，还存在一个补充性的特征，即法律是无漏洞的，这是指法律已经为每一个实践问题或合作问题做出了规定。[59]3，优位性命题（the preemptive thesis）：权威要求实施某一行为这一事实，就是实施该行为的理由。二阶理由的这一性质，给人们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心态，同时也会引起许多误解。由此菲尼斯就找到了法律理论与权威理论的联结点。

⑵，特定的理性态度，即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对行为理由作出平衡。[73] 拉兹进一步指出，即使某一法律体系是良法或是正义的，法律的制裁也是正当的和有效的，法律通过这些技术促进了某些道德价值，并鼓励和支持了有价值的社会合作形式，但是依然不存在服从法律的道德理由。法律具有形式的和程序上的公平（formal and procedural fairness），它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边沁的功利主义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各种后果论，都属于这一理论阵营。

比如，坏人可能会利用其权力创设政府，但这一权力是偶然的，不具有权威性。这种合作理论假设存在某些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但是实现该利益的合作模式不止一种。

相反，菲尼斯对实践推理模型的精致分析，反而可以有效地说明，人们在何种情形下才会把法律当作排他性理由接受下来，以及把法律当作排他性理由究竟意味着什么。服从权威不仅意味着你去做某人吩咐你去做之事，而且你做这件事的理由，是他吩咐你去做，而不是你认为这件事本身值得去做。

这就给国家的存在及其实施强制力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因为国家对我拥有权威，即有要求我纳税的权利。但法律要发挥这种能力，就必须拥有权威，即能够被当作排他性的理由。实践权威是行为的理由，理论权威是确信的理由。其结果是：拉德森只是部分阐明了权威、尤其是行动的权威的性质。为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奠定基础。

自主的能力或条件包括适当的心智能力、充分的选择范围和个人的独立性。其特征是它总是试图在人类的基本善之中或之外，寻找某个更基本或最重要的善，作为实践推理的基本原则。

[49] 另一种实践理性是作为价值的实践理性或自主，即一个社会把实践理性或自主当作有价值之物。首先，如果某一社会重视自主的价值，权威在判断什么是应该做的正当理由时，就必须尊重这一依赖性理由并且致力于促进个人自主。

他还区分了拥有权威的两种方式。实践理性在基本善中具有特殊地位。

对合法权威的论证必然是道德性的，需要结合特殊的道德理论。拉兹的实践理性概念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内涵。康德的自主是道德意义上的，它不仅意味着个人运用理性去进行理由平衡并基于理由平衡而行动，而且还要与一定的道德原则相一致。但这一特权不会对权威对象产生服从的道德义务。

换句话说，命令的全部要求是：必须服从，而不是必须相信。首先，它是去做∮的一阶理由。

牛津大学要成为卓越的大学，就必须拥有学习、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卓越品质。首先，如果没有社会合作，某些善就会丧失。

也就是说，他们至少在认识论上承认了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理由的合法性。但是，沃尔夫的挑战揭示了合法权威论证的难题，在于如何说明权威主张的道德基础。

因为这九个要求与工具主义是可以相融的。个人会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善作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并通过各种计划、方案和行动来参与这些价值。如果允许个人对权威指令进行平衡，就会重新回到个人决策的模式中。尽管权威在实施其权力时，会受到具体的生活形式所确定的两个道德命题的内容的约束。

他也认为合法权威与合法性信念有关。其次，某些善未必会丧失，它可能会通过少数人的努力获得，但把产生这些善的负担加于少数人，既是不正义的，也是不公平的。

除非存在法律上的豁免性规定，否则人们就应该用法律排除个人的理由平衡。个人对于基本善的偏好是不同的、具有内在的价值。

拉兹认为法律的道德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性的，这是法律作为法律体系所拥有的道德性质。如果每一个人都想通过合作-背叛模式获得最好的结果，他们就会得到最坏的结果，即全体变节。